2007年的夏天，注定是让国家环保总局各级官员难熬的一个夏天。

　　沉默无言了数年的蓝藻，终于在5月29日全面爆发，太湖水美的歌谣一去不返，无锡城中家家水臭，人人自危。

　　紧接着，时间刚跨进6月份，安徽巢湖上的蓝藻也蠢蠢欲动起来，西半湖出现了小面积“井喷”，而一直被视为净土的东半湖也露出了点点痕迹。安徽省环保局下发通知，巢湖可能面临蓝藻暴发。

　　7月2日至4日，江苏省沭阳县自来水停水44小时，而原因是来自上游的不明污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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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2005年冬天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作为起点，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水污染高发期，那么今年夏天的这一系列事件，则正式表明中国踏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

　　形势危急，国家环保总局使出了权限所能允许的最大行政处罚权—流域限批，誓言要铁腕治污，在下半年实施环保“五大战役”。然而，本来就处于弱势的环保部门能否在这次战役中打一场漂亮的攻坚站，却是我们一直担心的问题。

　　现状：哪里还有干净之水

　　你家的水臭不臭，在那段蓝藻困扰无锡城的时间里，这句话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问候语”。

　　5月29日傍晚，家住无锡市震泽新村的宗先生刚打开水龙头，一股难闻的臭味就扑面而来，他以为是水没放干净，就再等了一会，可臭味还是久久不散，“开始还以为是毛巾没有洗干净呢。于是，我就用香皂多洗了两下，没想到洗后毛巾更加臭了。”宗清波用脸盆盛了满满的一盆自来水，不一会整个厨房间里飘散着一阵阵臭味。“这味道和我们在太湖边闻到的蓝藻味很像啊。”宗清波的妻子惠赛娟不禁疑惑起来。

　　的确，这次的罪魁祸首就是在太湖里疯狂生长的蓝藻。太湖蓝藻问题由来已久，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小面积爆发，不过问题并不严重，一两天就会过去，从未给生活用水带来任何困难。然而今年的情况却有些特殊，持续的高温，以及长久的东南风向，使得这次的蓝藻生长占具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让无锡成了爆发的中心地带。

　　在无锡市城市饮用水取水口区域，水面漂浮着厚厚一层蓝藻，腥臭味随风迎面扑来。远远望去太湖湖面呈碧绿色，让人联想到浓稠的绿色油漆，蓝藻中还不时伴有死鱼的尸体，记者随便抛了一个石子，沉降得很慢，蓝藻就像一层厚厚的棉被覆盖着水体。

　　水污染直接造成了数百万居民的用水困难，洗澡、洗衣、吃饭都成了难事。市民们纷纷涌到超市排长队购买纯净水，仅几个小时，无锡全市几乎所有超市的纯净水已经断档。街头卖散装桶水的由原来的8元涨到了15元一桶，平常几毛钱一吨的水，瞬间成了比猪肉、蔬菜还贵的抢手货。

　　近年来，蓝藻俨然成了破坏水体的一大杀手，安徽巢湖岌岌可危，云南滇池早已被蓝藻所吞没，南京玄武湖出现了蓝藻造成的“黑水”现象。今年，贵阳红枫湖蓝藻首次爆发，同样，武汉市内湖面上漂浮着由于蓝藻肆虐而致死的20万斤死鱼。

　　如果说水体富营养化造成的水污染是一种显性灾难，那么重金属残留引发的水污染则更让人有种寒彻入骨的恐怖。2006年8月份，甘肃徽县一名儿童无意间被检查出血液中铅含量超标，至此村民们投诉10年得不到解决，一直怀疑却拿不到证据的一系列问题，都因“血铅超标”事件的暴发而显露出来。

　　徽县的孩子都有一些共同的毛病，发育迟缓、个子矮、挑食，有些高度弱视，换牙时，新牙却怎么也长不出来。长久以来，孩子的父母虽然心里焦急，却总找不出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喝了被村子附近生产粗铅锭的冶炼厂污染的水！”村民们忿忿不平。

　　医护人员介绍，铅中毒可导致智力下降，伴有昏迷、惊厥等铅中毒脑病表现，儿童铅中毒可伴有腹痛、便秘、贫血、多动、易冲动等，对儿童中枢神经和细胞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

　　小白旭是留在医院接受治疗的11名甘肃徽县铅中毒患儿中最小的一个，但他的病情却最严重—血铅含量619微克／升(正常的人体含铅量为100-200微克／升)。他6岁半的姐姐白蕊，躺在他旁边的病床上。

　　不只是小白旭，经检查，白家一家四口全部血铅超标。除白蕊、白旭姐弟俩外，父亲白志强的血铅含量高达466微克／升，母亲的血铅含量是277微克／升。

　　目前，徽县从小孩到成人，已经有300多人被查出血铅超标。

　　癌症、铅中毒、克山病、大骨节病、甲状腺肿、氟牙，愈演愈烈的重金属水污染，犹如一个恐怖的潘多拉之盒，变着花样地蚕食着饮用者的肉体。

　　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工厂违反规定突然排放的大型污染团也成为了水污染的又一大元凶。7月2日至4日，江苏省沭阳县20万城区居民度过了难熬的两天，因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整个沭阳县城停水整整44小时。

　　7月2日下午3时许，沭阳县地面水厂监测发现，城区生活供水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由于水质经处理后仍不能达到饮用水标准，自来水厂关闭了取水口。沭阳县环保局局长胡道良介绍，经过水质检测，发现取水口的氨氮含量达到28毫克／升，浓度超过取水口水质标准34倍。经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污染来自新沂河上游地区有关省、市的超标超量排污，短时间内，大流量的污水侵入到位于淮沭河的自来水厂取水口，造成了城区20万人断水的景象。

　　愈演愈烈的水污染突发事件，已经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从偶然变成了常态。

　　我国原本就是一个水资源奇缺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人均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排第110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若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径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后，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量更少，仅为11000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并且其分布极不均衡。

　　目前，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城市缺水，而水污染又使用水形势更为严峻。今年的5月下旬，国家环保总局的6个检查组分赴黄河、长江、淮河以及海河流域调查流域污染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四大流域的整体污染现状已经成为常态。7大水系中有26%水质为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而五类和劣五类水是连农用水都不能做的“废水”，更不用说拿来饮用以及接触人体！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片广袤的祖国大地上，究竟还有多少干净的水？究竟我们还能喝什么水？

　　应该看到，水污染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水是生命之源，哪里有水污染，哪有就有对水资源的争斗和掠夺，失去了水，谁都无法生存，水污染事件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递增。”仅2005年一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突发环境事件。

　　水污染，就像一片乌云，时时刻刻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之上，挥之不去，越积越大。

　　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经济：GDP崇拜之痛

　　太湖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近千家乡镇企业，他们多半从事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加工行业，进行着快速的非农化转变。这些企业始创于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达到发展的高潮，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曾经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苏南模式”一直是个寓意深长的历史符号。当年正是苏南乡镇企业的义军突起，带来了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变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作为奔小康的先行者，苏南的确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就经济水准而言，太湖流域富甲天下，是全球第十九大经济区域，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平均水准的近5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都有了长足进步。然而这次对于苏南模式的旧话重提，却多半是反思与痛心。

　　“当你只认GDP时，污染的高发期就会到来”，实际上，当大家只认GDP时，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走上歧途。

　　长期以来，中国普遍存在着“唯GDP崇拜”的观念。无疑，GDP是一个好东西。它是一把国际通用的尺子，公平衡量着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标准。GDP越高，就代表着实力越强，地位越高，越受别人瞩目。

　　因此从建国初期，我们就一直用GDP来衡量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尝到了甜头。随着招商引资，兴建项目，政府有了发展的资本，人民也富了起来，我们需要用GDP的增长来让我们解决温饱，政府也需要用GDP来让人民活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GDP的确有它的魅力。

　　那么，我们的GDP真的代表着一切吗？答案是：它也许涵盖了所有，却忽略了环境；它也许代表着增长，却不等于科学发展。

　　作为环保重拳出击的绿色GDP，可谓命运坎坷，濒临夭折。当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宣布选择10个省市作为“绿色GDP”的核算试点时，许多地方都有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当第一次报告发布后，许多地方已经是谈绿色变，想方设法要退出了。毕竟，剔除了环境成本的GDP会令长期以来依靠单纯的经济指标“升官发财”的人处于难堪的境地。因此，在绿色与政绩的博弈中，大家还是选择了后者。

    用“九龙治水”来形容现行的环保管理体制并不为过。

　　目前流域水环境保护体制上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这个部门管调水，那个部门管污水处理；这个部门管农业面源污染，那个部门管工业污染；这个部门管技术资金，那个部门管发展资金。这样一种分割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了“责权利”的不统一，从而形成了各部门争权不断、推责有余的景象。

　　以太湖蓝藻的事件为例。太湖流域处于长三角发展的黄金中心点，地跨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也围绕其周。这次虽只有无锡爆发严重灾难，但水体污染的制造者肯定不只无锡一家，但这种天然的行政区隔，却为周边诸城环保部门的监管带来了难度，也为他们的责任推诿提供了条件。大家都有份，却划不清界限，遇到了事故，也查不清责任，当然都逃之夭夭。而最终的结果，就造成了太湖人人用，人人污，人人弃之不管，太湖俨然成了一个难以溯及的管理盲区。

　　而纵观我国大部分的河流，哪个不是横跨多省几市，我们不禁要问，现行“九龙治水”的管理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因此，太湖治理的正确做法是保护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以维持其水质，而不是仅仅关注清除蓝藻，甚至也不仅仅是关注无锡城一时的水荒。

　　可是依照我们的监管体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地区之间的行政目标并不在一条线上，比如太湖防洪标准，由于江苏和浙江的意见不一致，目前仍在协调之中。其次，涉及各部门的分工不合理也是问题的关键。环保部门主要职责是监督水环境，却由于城市污水和江河不在其管理范围，大量城市污水被直接排入江河而无法进行管理；河道虽属水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但河道水政部门对于水污染管理缺乏法律依据；渔业养殖对水环境有重大影响，但是却属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

　　因此，在治理太湖的具体措施上，这种职责不明、分工不细、缺少统一协调的问题，将会大大阻碍对太湖的治理。如果无法打通区域和部门之间的隔阂，那么，再大的“流域限批”也管不了区域。

　　观念：落后自大之哀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始终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1984年才出台。如果在30年前和老百姓来谈环保，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我们还没填饱肚子，哪有条件来谈环保？

　　但这种笑声却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愚昧和无知。的确，我们需要发展，需要通过发展来让人民填饱肚子。而且毫无疑问，发展也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那么，难道这就是一道单选题吗？选择发展就不能保护环境，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

　　错，两者当然可以共存，发展和环境的博弈只是一个大小问题。我们只要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基础上的发展，就能实现在自然生态能够曾受的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在要找出“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同步推进”的例子是一点不难的。

　　除了这道长久以来纠集不开的单选题，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不可小看的。

　　人类是地球上最文明的动物，其余的一切都无法和人类抗衡。于是，整片的山林被砍倒，清澈的河水被污染，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直接导致了“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一说。于是，“征服自然”“无度地向自然索取”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人类真的有这么大的权利吗？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英国美丽的泰晤士河，在一百多年前，它因人类的工业文明成为了一条濒临崩溃的“黑河”。由于经济发展以及泰晤士两岸人口的激增，使泰晤士河水水质严重恶化。1878年，驶于河上的“爱丽丝公子”号游船不幸沉没，造成640人死亡。然而事后调查发现，大多数遇难者并非溺水而死，而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生亡，甚至这黑臭的河水造成了英国历史上的四次霍乱。

　　人类是有感情的生物，而环境的抱负则是无情的。于是，在污染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再走一段漫长的“再治理”回头路。可这条道路却比之前那条艰辛数百倍，诸如日本，在6、70年代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后，又重新花了比原来多10倍的资本来治理恶劣的环境，这是多么不值的选择！

　　如果说当时发达国家占据先机，还有条件来先污染后治理，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这个条件。目前，我们的能耗单位GDP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COD化学需氧量排放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江河湖泊70%受到污染，有三亿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

　　如果还是坚持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等到中华真正崛起的一天，我们的自然环境就已经被我们糟踏的无法再去承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了。

　　出路：科学发展才有希望

　　科学发展深入人心

　　7月30日，国家环保局再次重拳出击，联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第一批公布的名单，蚌埠农药厂、虞城县科迪食品集团等30家环境违法企业均“榜上有名”。

　　环保领域引进经济政策，可谓意义深远。相比罚款等传统的环保行政处罚措施，绿色信贷因为联同了银行部门，将增加违法排污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甚至切断严重违法者的资金链，有力地遏制其投资冲动。这种做法可谓“釜底抽薪”，把准了污染企业的“命脉”，将是解决我国诸多环境污染问题的一剂“良药”。

　　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环保总局成立近30年来，终于启用了一把权力“尚方宝剑”，并且此番“祭剑”，剑光闪闪、威风凛凛、毫不留情。我们相信，只要铁腕真正铁到实处，综合治理真正治到要害，我们的环保事业就不会再尴尬和弱势！

　　民间力量逐步觉醒

　　现在只要输入“www.ipe.org.cn”的网址，就可以看到一幅中国各个省市的水污染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各个水域的污染状况，一目了然，触目惊心。

　　这张地图是由一个名为“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制作而成的，组织的负责人马军表示，“建立这个环保公益数据库的初衷是为专业环保研究人士和组织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数据库、交流平台，但没想到由于其新颖、直观的地图表现形式，却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注意。”网站开通一个多月来，点击率节节攀升，许多人留言表示赞许，还有许多人主动提供水污染线索。

　　像“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这样的民间环保组织，国内共有2768家，涉及人数22.4万人，国际上把它们统称为“NGO”。 它们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一直在我国环境保护历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从阻止重庆建设污染严重的燃煤发电站到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人民是环境利益的最大相关者，因此发挥民间力量参与环保事业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为了让国人从内心深处建立起环境文化知识、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今年1月份，国家环保总局、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十一五”时期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开始全面部署“十一五”期间的环境宣教工作。在《意见》的号召下，首都高校学生长城植绿，中华环境宣传万里行、环保志愿者骑行北京等活动都纷纷展开，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环保宣教热潮”。

　　继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也于日前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该办法将强制环保部门和污染企业向全社会公开重要环境信息，为公众参与污染减排工作提供平台。

　　在透明政策的支持下，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民间力量必将逐步觉醒，真正登上环境保护的舞台。

　　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回顾环保总局频频刮起的环保风暴，潘岳曾多次表示，“我从第一次‘风暴’时就说过，‘风暴’不变成制度，不变成法律，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他认为，现在这个阶段，环境问题不再是技术、资金、运动到不到位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制度能否变革的问题。

　　的确，任何治污手段都比不上法律的铁面无私。但是，纵观我国的环保法规建设，却很难尽如人意，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然而如今17年过去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国民的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日益增强，老法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新需要。

　　面对污染大户，环保部门“仍旧没有权力关停违法企业，仍旧不能罚超过20万的款，仍旧只能‘建议’相关部门对渎职或违法的官员进行处理”，执行力不足是现行法律的重要缺陷。

　　针对这些问题，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审议通过了《“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提出今后五年全国环境法规建设的目标。环保总局将在各单项环境法律逐步到位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更高阶位的基本法律—《国家环境政策法》，以协调各种单项法律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对于一直模糊不清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环保局也将作为重点着手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办法》和《跨界环境污染损害赔付补偿办法》。同时，对于《水污染防治法》也将进一步加紧完善，增强可操作性。

　　科技投入不可或缺

　　科学技术无疑是治理水污染的一把“利器”， 对于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张悦就曾表示，“通过自来水系统的处理，相当部分污染是可以消除的，如果有技术储备积蓄的话，哈尔滨停水四天事件甚至都是可以避免的。”

　　日前，建设部已经着手开始研究同相关部委实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且储备资金将超过350亿元。此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当中，目前水专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完成了《水专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将在河流水环境整治、湖泊富营养化控制、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等五个主题开展研究，在2007-2020年分三个阶段实施。专项项目示范地选择上，重点考虑了“三河三湖一江一库”在内的国家水污染重点控制区域，以及珠三角、 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城镇发展密集区域。实施方案于7月中旬到8月底进行综合论证，9月份提交国务院审批。

　　兴建污水处理厂也是解决水污染危机的重要手段。作为主管城市水务的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多次在各场合批评地方城市对污水处理力度不够。根据建设部的数据，到2006年底，248个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至少有30多个城市约50多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不足30%，或者根本没有运行。

　　“其实水污染70%是城镇造成的。”仇保兴表示，到“十一五”末，全国设市城市和县城所在的建制镇均应规划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中国：一个水资源奇缺的国家

观察记者(实习)刘 静

　　今年3月22日中国迎来了第15个“世界水日”和第20个“中国水周”， 此次宣传主题为“水利发展与和谐社会”。严峻的水资源问题一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难点，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成了中国无法回避的世纪挑战。

　　多方缺水，全面告急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虽然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却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排第110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除了水资源的不足外，我国水资源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布不均匀性。水资源分布的趋势是东南多西北少，相差十分悬殊。南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浙闽台诸河片和西南诸河四个流域片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6.59%，但水资源占有量却占全国总量的81%，人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值的1.6倍，平均每公顷耕地占有的水资源量则为全国平均值的2.2倍。而北方的辽河、海滦河、黄河、淮河四个流域片耕地很多，人口密度也不低，但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总量的19%，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全国平均值的19%，平均每公顷耕地占有的水资源量则为全国平均值的15%。因此，我国北方不少地区和城市缺水现象十分严重。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主要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量的年际、季际变化也很大，因而造成水旱灾害频繁。全国大部分地区在汛期四个月左右的径流量占据了全年降雨量的60%—80%，集中程度超过欧美大陆，与印度相似。这就导致了年内的分布不均，甚至出现连续丰水年或连续枯水年的情形，使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水的短缺问题更加严重。

　　农业缺水和城市缺水是中国缺水的两大主要表现。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绝大部分。目前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1.2%，近一半的耕地得不到灌溉，其中位于北方的灌溉耕地约占72%。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缺水最多：西北地区缺水量也不少，而且区内大部分地区为黄土高原，人烟稀少，改善灌溉系统的难度较大：宁夏、内蒙古的沿黄灌区以及汉中盆地、河西走廊一带，则急需扩大灌溉面积。

　　城市是人口密集和工业、商业活动频繁的地区，城市缺水在中国表现得十分尖锐。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已达300余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4个。

　　“水荒”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头号大敌。

　　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除了水资源的天生短缺外，中国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仅2002年，全国淡水取用量达到5497亿立方米，大约占世界年取用量的13%，是美国1995年淡水供应量的1.2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用水量却逐年递增，速度惊人。1949年总用水量仅为1030亿立方米，1980年为4437亿立方米，2004年增长到5548亿立方米。目前我国的用水量大约是10条黄河的水量。

　　更让人忧心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不高，用水浪费严重的现象，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水资源短缺现象。

　　农业用水效率方面，全国平均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约为1公斤，而世界上先进水平的国家平均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达到2.5—3.0公斤。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采取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农业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35%，而一些发达国家，节水灌溉面积比例都达到了80%以上。

　　同样，我国工业用水也存在着重复利用和再生利用程度较低、用水工艺落后、用水效率较低等一系列问题。我国2004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196立方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约为60%～65%。国外发达国家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却一般都在50立方米以下，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在80%～85%以上。

　　生活用水方面，公众节水意识不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城市生活用水的数量虽然远远低于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量，但生活用水中人们对水资源的毫不吝惜和肆无忌惮的浪费却与前两者相差不大。据统计，北京市仅一年的洗车耗水量，就相当于一个多昆明湖或6个北海的蓄水量。

　　开采过度，大量污染

　　在我们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中，有70%来自于地下，由于人口增长及对水的要求增高，也增加了对地下水的压力。许多地区，地下水正在被过度汲取，有些地区更是变本加厉，其后果就是引起水位降低，造成土地塌陷，盐水被引入淡水水源以及生态的严重破坏。

　　目前我国有50多个城市发生了因地下水过度开采而引发的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沉降面积达到9.4万平方公里。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工业争夺地下水资源的状况，“井越打越深，泵越换越大，钱越花越多，水越抽越少”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问题。

　　陕西西安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古城西安正面临着危重的沉陷危机，西安著名的景点大雁塔，从16世纪初开始就向西北方向发生了倾斜，到1996年，大雁塔的倾斜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1010毫米，经过各级部门近10年的抢救，大雁塔倾斜的势头得到了遏止，但它现在的倾斜幅度依然超过了1米。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不合理用水以及污染加剧，中国的水质性缺水问题也日趋严重，造成了很多地区“有水不能喝”的荒唐景象。

　　黄浦江穿城而过，紧贴长江与东海的上海，一直享有“东方水都”的美名，然而，它却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与中国北方一些城市水资源严重匮乏不同，上海有水，但缺的是好水。尽管上海的水资源总量较为充沛，但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十分有限，仅占地表水资源的20%。

　　黄浦江被称为上海的“母亲河”，上海市民80%的饮用水来自黄浦江。尽管近年来上海市政府加大了对黄浦江环境整治力度，但“隐形”污染依然触目惊心。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吨废污水排入黄浦江，一年则高达20亿吨，比全年平均降水产生的径流量还多，致使黄浦江及其支流的水质终年维持在Ⅲ类至V类之间(国家规定饮用水水源水质必须在Ⅱ类水以上)，这已经给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形成较大压力。由于黄浦江取水量的不断增加，而上游来水不足以稀释排入的污水，影响到黄浦江的自净能力，加重了水质污染程度。同时，又因黄浦江是潮汐型河流，咸潮入侵更使得黄浦江下游污水上溯，对城区的水厂取水口造成极大威胁。

　　根据环境部门对全国河流、湖泊、水库的水质状况的监测，由于近年来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的排放等原因，我国主要水系的水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2003年，我国7大水系污染程度从重到轻依次为：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

　　节水建设，刻不容缓

　　“建立节水型社会，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举措，其意义和深远影响不亚于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国家水利部部长汪恕成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等部门已正式出台《“十一五”时期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目标确定，到2010年中国万元GDP用水量必须降低20%。据水利部透露，一系列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举措正逐步展开。“十一五”时期，内地将建设100个全国节水型社会试点，总结和推广一批有代表性的试点经验。原则上每个省区市都建设一到两个全国试点，以带动各地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开展。

　　与此同时，“十一五”期间，国家将通过五大途径来确保节水型社会取得明显成效：明晰初始水权；确定水资源宏观总量与微观定额两套指标体系；综合采用法律措施、工程措施、经济措施、行政措施、科技措施保证用水控制指标的实现；制定用水权交易市场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用水户参与管理。

　　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节水”将成为中国每个家庭的“必修课”。

　　今天，环保总局在四大流域执行限批处罚的地区包括：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市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流域的甘肃白银市与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西渭南市、山西河津市（县级）与襄汾县；淮河流域的河南周口市、安徽蚌埠市；海河流域的河北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南濮阳经济开发区、山东莘县工业园区。

　　从今天起，环保总局将停止这些地区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同时，环保总局将对区域内不正常运转的石家庄深泽县东区污水处理厂等6家污水处理厂和环境违法严重的攀钢钛业有限公司钛白粉厂等32家企业进行“挂牌督办”。

　　据环保总局负责人介绍，该部门之所以再次动用手中最大行政处罚权，是因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今年1~4月份全国地表水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流经上述限批城市的水质多数为重度污染：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全湖平均为Ⅴ类；黄河支流渭河的渭南市、淮河支流沙颍河的周口市的国控断面，今年前4个月的监测结果全部为劣Ⅴ类。

　　按照水质的分类标准，Ⅴ类水已不能和人体接触，劣Ⅴ类水更是丧失基本水体的生态功能。而环保总局近日对海河和淮河流域干流和支流67个断面水质抽样监测结果显示，全部为劣Ⅴ类。

　　更为严重的是，此次限批流域的饮用水安全也存在极大隐患。如巢湖每年夏季出现蓝藻，目前一些企业仍在排放大量氮、磷污染物，加大了蓝藻继续大规模暴发的风险；2007年5月，安徽蚌埠市5个排污通道超标排污严重，直排淮河，环保部门现场检查发现，在淮河已形成1公里长的泡沫带，COD浓度超过标准9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金星纸浆股份有限公司在2006年4月发生50万立方米造纸污水池坍塌，因无防渗措施，已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直接威胁黄河水环境安全；山西河津市日处理能力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在其区段内的汾河水超过Ⅴ类标准3．57倍的情况下仍拖而不建；海河的主要支流河北子牙河水体墨绿、气味刺鼻、生物绝迹，十多年水质未见好转，已给沿途13个乡镇、119个村庄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危害。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述被限批的13个市、县、工业园区，应在3个月内对本辖区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7个方面的整改，包括要对流域内所有排污口进行清理；保证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转；辖区内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开工建设项目必须立即停止建设或生产；全面清理取缔本地区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庇护污染企业的“土政策”；所有限批城市必须立即启动城市发展和流域开发的规划环评；多次发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故、环境风险隐患突出，对下游饮用水源构成威胁的城市，必须立即制定相应的流域水环境事故防范应急预案；限批地区对超标排放的企业要立即进行处罚和整治。

　　环保总局负责人说，对这13个被限批的地区，7条整改措施一天不完成，就一天不解除“限批”。此外，环保总局将建议监察部依照《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对造成上述流域严重水污染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相关负责人追究责任。

　　据悉，环保总局将密切跟踪被限批地区和挂牌督办企业的整改，并派督查组赴各流域和城市进行现场督查，定期公布整改进展情况。在此次第一批“流域限批”的基础上，环保总局将逐步展开对珠江、辽河、全长江流域以及重点海域的检查执法行动。

　　直到今天，熊跃辉还对发生在安徽蚌埠鲍家沟的一幕记忆犹新：听说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来了，一群当地百姓跪在他面前，目的只有一个，请求治污！

鲍家沟位于蚌埠市东部，是5个主要入淮通道之一。鲍家沟不是一条自然河流，而而是一条10多公里长的水利沟渠。抗旱时，从淮河里抽水到鲍家沟为两岸田地灌溉；防汛时用于排涝，直接排入淮河。如今，因为多家化工企业的污染，这条沟渠被当地农民称为纳污沟、毒沟。

　　今年5月26日，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参加的检查组到达现场时，鲍家沟正在开闸放水，闸下至淮河形成的厚厚泡沫，浩浩荡荡足有1公里，污染状况触目惊心。

　　当地村民起初对检查组“不屑一顾”，他们为了污染问题已经上告了10年，“市里来查过、省里来查过，可就是不断地查不断地排污”。

　　国家环保总局今天公布的被限批城市环保违规情况中称：当地村民纷纷表示已对当地政府的治污工作失去信心，并向检查组下跪，请求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解决问题。

　　企业的“三不怕”和政府的“三不查”

　　“如果不采取流域限批的措施，环保总局总是查也不解决根本问题。”熊跃辉对记者说，因为关停、查处排污企业还得靠地方，“流域限批就是变我们查为地方自己查，促使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下狠心把污染企业处理到位。”

　　针对当前屡查不止的环境违法问题，熊跃辉总结出了“三不怕”和“三不查”。

　　“现在很多企业不怕环境监察。”他说，企业后面有政府撑腰、有官员作保护伞、有地方行政保护，“环保部门能把我怎么样？”

　　我国现行的《环保法》颁布于1989年,“处罚力度小、手段软”。企业违法排污，环保部门最多罚10万元，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月只能罚1次，满打满算一年才120万元，熊跃辉说，这还是在企业自觉、按时地缴纳情况下。“有的一年才罚七八十万元，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企业根本就不怕行政处罚。”

　　第三个“不怕”是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你去投诉啊，反正地方也不能处理我。”

　　排污企业的“三不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别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三不查”：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老百姓的环境诉求得不到重视。

　　熊跃辉说，有的被“流域限批”的地方可能会痛恨环保总局，觉得这样的决定不可理解。但过几年，“他们就会发现，这项措施是能够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对他们调整产业结构是有好处的。”

　　猫鼠游戏依然在上演

　　熊跃辉表示，搞流域限批不是环保总局跟一些地区有过节、非要跟你过不去，而是污染问题严重的地市，限制它的项目审批，才能触动地方政府的神经，才能促使他们下工夫整治污染企业。

　　“说实在的，光靠我们查是不行的，暗查的时候就有人在后边跟着。”熊跃辉说。

　　5月下旬，熊跃辉去了陕西省渭南市，明察了开发区的排污情况之后，他又突然带着队伍折回去暗访。

　　查了一个企业之后，熊跃辉发现后面跟了一辆车。在一家污水处理厂，厂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刚刚环保局来电话说你们要来。”

　　“往往是我们还没到违法排污企业，电话就已经打到企业去了，通知他们把设备开起来。”熊跃辉摊开双手，“这真成了猫和老鼠的游戏。”

　　在渭南的一周，熊跃辉带着他的小组暗查了几十家企业，每天早上7时就出门取样。

　　每到一地，熊跃辉都带头钻下水道、看排污沟，或者跟拦着不让进去的门卫吵架。在屠宰厂，除了臭味还有腥味，“拉开下水道的井盖，那味道真是熏得你喘不上气来。”熊跃辉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摆摆说，“企业阻碍你取证，地方政府怕暴露问题、怕区域限批，因为关停企业必然影响财政收入。”

　　熊跃辉的检查小组在排污口取了样，一般也不在当地检测，“那不可信。”

　　环境保护应与经济发展同步

　　在这次专项行动中，熊跃辉认为排污企业超标排放的情况比较多，主要是由于工业技术比较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上的一些企业，经过20多年的高负荷运转，设备已经老化、处理工艺难以达标，“跑冒滴漏”现象非常严重。

　　这次遭“流域限批”的渭南市就存在大量落后产能，结构性污染突出等问题。在抽查的18家企业中，12家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占抽查企业数的66.7％；该市韩城市龙门工业园共有工业企业35家，仅焦化行业就有20家，近半数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但是，在熊跃辉看来，通过这些年来严厉的环境执法，企业的环境意识也在增强，偷排偷放的现象也在减少，“工业污染这一块很明显，偷排偷放情况有所好转。”熊跃辉说，真正明目张胆排放的企业有，但不普遍。

　　目前，一些地方仍然是重经济轻环保、仍然是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熊跃辉认为，如果地方政府能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同步发展，解决了重经济轻环保的问题，“那就不用我们再下去查，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痛陈环保困局 “潘旋风”答晨报记者四问

　　“流域限批”已是我最后一招

　　 晨报首席记者 郭翔鹤

　　“第四次环保风暴”——“流域限批”等系列举措昨日风起云涌。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官谭莉娟向晨报记者讲述了环保总局检查组在安徽蚌埠遇到的心酸一幕：“检查时，蚌埠市5个排污通道中水质全部超标，尤其是鲍家沟大桥及鲍家沟入淮口污染状况触目惊心。见到检查组，当地村民竟纷纷下跪，请求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解决问题。”

　　2005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频频掀起“环保风暴”，千亿元项目叫停，总局副局长潘岳因职责深处“风暴眼”，被媒体称为“潘旋风”。昨日，他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语气颇显无奈：“‘流域限批’已是我们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再狠一些的我们没有了。传统的依赖行政手段的环境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新的思路，就是融合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和公民参与的综合手段。”

　　一问：“流域限批”能否成为“杀手锏”？

　　潘岳：“再狠一些的我们没有了！”

　　潘岳坦言：“对于这些举措能否扭转地方政府‘先污染后治理、先积累后发展’的思路，我并不乐观，因为环保局的权能太有限。5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多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啊！就是这次‘流域限批’行动中，环保总局检查组在安徽铜陵市经济开发区的金威铜业检查时居然遭到拒绝，出示了执法证后，企业仍称必须有‘内部人’带领方可入内，检查组最终还是没能进去！连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环保总局都进不去，由地方管辖的地方环保部门能进去吗？老百姓能进去吗？”

　　潘岳认为，不管是“区域限批”还是“流域限批”，都只是比以前的环境执法手段略狠一些而已。“以前是让你关停并转，我走了你又故态复萌，我拿你没办法；现在是你不关，其他的项目就不给你批，你为了保一个亿可能要损失十个亿，你自己衡量得失。这确实更有效一些，但和现在的严峻形势比真是相差太远了。然而，这是现有法律政策框架中环保总局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再狠一些的我们没有了。”

　　二问：水污染为何“越治越污染”？

　　潘岳：“体制上存在重大缺陷！”

　　“今年入夏以来，接连发生了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暴发事件，这不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而是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到了临界的时刻。矛盾最激化、最早爆发的领域就是‘水’，因为它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命脉，又是人民生存的命脉。水资源恶化趋势远远比人们想象来得快。如果我们不能够更有效地治理环境，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潘岳诉说了自己的“水之感慨”。

　　年年治污，年年污染，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水污染速度，环保部门在其中扮演了无奈的角色。潘岳说，建立有效的环保后督察制度要求一支强大的环境监察力量，但目前环保总局负责督查的人员远远不够，设备老旧，强制关停处罚权又没有，地方环保局又经常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为什么我们发起了这么多行动，花了这么多的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仍然逃脱不了这个怪圈？老百姓在问，我们自己也在问。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目前‘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流域水环境保护体制上存在重大缺陷。这样一种分割管理方式直接导致‘责权利’的不统一，争权不断，推责有余。这个部门管调水，那个部分管污水处理；这个部门管农业污染，那个部门管工业污染；这个部门管技术资金，那个部门管发展资金。”

　　潘岳认为，不建立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域管理机制，就不可能执行有效率的水污染防治措施。

　　三问：环保困局之根本何在？

　　潘岳：“‘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都解决了！”

　　“我从第一次‘环保风暴’时就说过，‘风暴’不变成制度，不变成法律，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需要变革的制度包括修改《环保法》，包括授予更加严厉的环境执法权。但其中最根本的，当属我们的官员考核制度。”

　　潘岳认为，环境指标一天没有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就一天不能杜绝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业结合起来，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乱上煤电、化工、钢铁等重化工项目，用人民的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这样的官员一天不被问责，反而因“发展有功”得以升迁，就一天不能阻止更多的官员效仿。“在中国的当前阶段，‘官’的作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是起示范性意义的，能不能改变‘官’的行为，决定着一个理念、一个政策能不能成功。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为此，潘岳建议国家要明确政策授权，监察部门要继续加大加重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要想遏制污染恶化势头，首先要建立环境问责制度，一定要追究政府相关人员的环境责任，特别是地、市以上负责人的责任。同时实行环境责任跟踪制度，尤其是对近些年来，官员在当任时所造成的环境责任仍应受到跟踪追究。”

　　四问：环保风暴“咱老百姓”能做些啥？

　　潘岳：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将是未来的主题

　　潘岳认为，中国的环境已经过了观念启蒙阶段，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在这个阶段，环境的问题就如同其他改革的领域一样，不再是技术、资金到不到位的问题，而是制度能否变革的问题。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环境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高尚的理念和话语，而是他们的财产、健康和子孙后代。他们最有动力、也最有效率去监督各相关部门和企业是否履行了环境义务。如何保障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这是未来几年中的重大主题。

　　潘岳介绍，环保总局正着力推进建立公众参与的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他认为，缺少足够的监察力量是企业非法排污‘一查就关、一走就开’的主要原因。“从此次‘流域限批’开始，环保总局对责令停产整顿的污染企业将定期进行督察，对于通过环评审批的企业是否兑现环保承诺进行抽查评估。这就需要国家对环保执法评估机制进行更大投入，但更需要的是公众的广泛参与。”新闻晨报

　　目前全国有8亿农民饮水安全受到威胁，有3．2亿人用水不安全！这是昨天中国社科院召开的“2007年环境绿皮书”新闻发表会上透露的信息。

　　然而，在烟尘弥漫污水流淌的大地上，一场酝酿已久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一种绿色的国家意志正在破土发芽。也因此，“环境绿皮书”将2006年称为中国环保的“新政元年”。

　　2006成中国环保“新政元年”

　　2006年，中国环保是在松花江污染事件的阴影中慷慨上路的。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一上台就对他的部下们承诺：“在事业上，在工作上，我愿意做一把剑，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

　　《环境绿皮书》认为，松花江事件给环保增添了一笔新的财富，即被周生贤概括为“忠于职守、造福人民，科学严谨、求实创新，不畏艰难、无私奉献，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的中国环保精神。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讨论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这些指标都是约束性的硬指标，而GDP增长率反而成了比较“软”的预期性指标。环境保护指标放在与经济发展的同等重要位置，并且要求比GDP还要“硬”，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如果说硬指标是一个紧箍咒，那么‘历史性转变’不妨看作是一根金箍棒。”《环境绿皮书》指出，“历史性转变”要求我们着力改变环境保护工作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形成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的工作局面。

　　全国有3．2亿人用水不安全

　　2007年环境绿皮书指出，2006年，我国已发生了多起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事件，最普遍最严重的是农村饮用水安全，8亿农民饮水安全受到威胁。全国有3．2亿人用水不安全。

　　该绿皮书还指出，据专家、学者对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的调查，存在三大主要问题（见附表）。

　　据悉，我国目前共有60多万个行政村、250多万个自然村，居住生活着两亿多农户、近8亿人口。8亿农村人口不容忽视。2006年9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水大会上，政府官员和专家的发言都把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建设部在大会召开之际，特意举办了“农村污水处理国际研讨会”，强调推进农村水污染防治，保障供水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

　　《无极》成中国环保反面教材

　　2006年，以电影《无极》为代表的影视拍摄给风景名胜带来的破坏，引发了媒体和影视制作企业联手发起“绿色影视”的倡导，最终由国家主管部门制定政策，对在著名风景名胜地进行影视拍摄进行严格规范。对此，《环境绿皮书》指出，“绿色影视”成为2006年环境保护领域最热门的词汇。

　　2006年，投资3亿元人民币的《无极》电影在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的同时，媒体对《无极》剧组破坏碧沽天池的报道也逐渐升温，甚至白热化。电视、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一起发力，《无极》剧组俨然成为2006年中国环保的一个反面教材。

　　《环境绿皮书》说，事实上，《无极》的做法只是中国影视业与环境保护冲突的冰山一角。在媒体和有良心的艺人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影视拍摄破坏风景名胜的大曝光年。

　　“回顾中国的影视业，高投资似乎与高票房画上了等号。高票房又似乎与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高原湖泊画上等号。”《环境绿皮书》说，商业大片对景区的光顾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有关方面对拍摄的一路绿灯分不开。许多景区更多地从景区旅游开发的角度，给影视拍摄给予欢迎、支持，以至失之于规范和约束。

　　对于发生在2006年的这一事件，《环境绿皮书》总结说，中国影视拍摄相对还是缺乏环境意识，票房诱惑和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使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景观成为牺牲品。

　　环境资金是落实目标的关键

　　昨日公布的2007年环境绿皮书还指出，国家“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今后五年环境保护主要目标的实现，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环境资金成为落实“十一五”环境保护目标的关键所在。

　　记者 刘勇 储文静 北京报道

　　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的主要问题

　　1、目前全国有3．2亿人用水不安全。不少地区的农民饮用高氟水、高砷水和苦咸水，北方部分地区水源性缺水和东部部分发达地区水质性缺水现象共存。

　　2、农村污水普遍缺乏有效治理。2005年，建设部组织对全国部分村庄的调查显示：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

　　3、农村供排水设施建设与运营缺乏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小城镇通常以财政、土地收入、配套费等资金来源为支撑，而在村庄，则以国家部分专项补助资金和农村集体经济以及农民自筹资金为主，缺乏可靠的资金来源。

安徽阜阳，淮河支流颍河被白色泡沫覆盖。 污染的水从颍河闸下泻流入淮河

安徽阜阳，淮河支流颍河被白色泡沫覆盖。 河水颜色呈褐色

　　“颍河闸下，整个河面被白色的泡沫覆盖，你们来看看吧”。近日，颍上一名读者给记者打来这样的电话。颍河是淮河的重要支流之一，难道淮河的污染又加重了？随后记者前往采访。

　　河面的泡沫就像雪一样

　　2007年3月7日，记者前往颍上采访，当车子经过颍河闸时，透过车窗玻璃看到，整个河面的确白白的一片。

记者下车后，来到河堤上，一位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颍河的这种状况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记者沿着河堤来到河岸边，立即有一股浓重的气味扑来，其味道有点像药水的味道。“今天风向朝下游吹，要是朝城里方向吹的话，很远就能闻到。”

　　记者看到，白色的一片全部是泡沫，就像白雪一样，整个河面几乎被覆盖。在河的岸边停泊着几条渔船。静静地泊在白色泡沫中，白色泡沫静静的船，犹如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随后记者沿着河岸朝下游走去，发现这色白色的泡沫一眼望不到边际，绵延几公里。已经打不到鱼在河岸边停着很多渔船，难道颍河里还能打鱼？带着这些疑问，昨天记者再次来到颍河边，发现河面的泡沫似乎比昨日还要浓重。一位中年男子来到河边，在清理渔船。于是记者问他是不是去网鱼？他向记者看了一眼，反问道：“这样的河还能打鱼？”记者了解道，中年男子姓白，今年已经53岁，从小在颍河边长大。白师父告诉记者，他们这些渔船已经停在这里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出去打过鱼，只有等到夏季雨水多的时候，水质好一些，下游的一些鱼游上来才可能打一些鱼。“过去颍河里的确有很多鱼，现在是越来越少，目前这种情景下已经打不到鱼了。”

　　淮河水质持续劣五类

　　昨天，记者与颍上县环保局相关人员取得联系，环保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颍河的这种情况他们已经知道，并向上级汇报。据颍上县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这种状况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最近几天似乎还要好一些，最严重的时候，泡沫很厚很厚。

　　那么，这些泡沫是不是与污染有关？颍上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颍河水质如此主要是污染，加上连续少雨。根据他们检测，目前颍河段的水质为劣五类。根据他们调查，在颍上境内只有六十铺有一家造纸厂，目前处于停产状态，污染主要来自上游。

　　昨天，记者与颍河与河南交界的位于界首沙河桥环保检测站取得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所处的颍河段水质也是劣五类，主要污染来自河南。昨天还又去了水样，估计状况并没有好转。

　　当日，记者与阜阳市环保局环境检测部门取得联系，相关人员查阅相关检测数据后告诉记者，目前阜阳境内的颍河段水质也为劣五类。根据介绍，导致污染的罪魁祸首主要是上游的污染，当然持续的少雨天气以及沿岸居民生活污水也使得污染有所加重。

　　据悉，颍河是淮河的一条重要的支流，颍河全县水质为劣五类，那么淮河的水质怎样？昨天，阜阳市阜阳市环保局环境检测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检测，淮河水质也是劣五类，水质很差。

安徽阜阳，淮河支流颍河被白色泡沫覆盖。 河面的泡沫一望无际

安徽阜阳，淮河支流颍河被白色泡沫覆盖。 一位船民上岸

　　章轲

　　大量违规建设项目上马和被叫停，表面上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更深的层次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

　　本月11日，中央再次大幅度调整国家环保总局党组班子成员，任免官员涉及4位副局长。 副局长潘岳升任第一副局长。

　　此时的潘岳，正在指挥担任环保总局领导职务以来最为艰难的一场大仗：第三次环保风暴。

　　“以往，媒体都喜欢用环保风暴来形容每年年初环保总局的大动作。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三次环保风暴今天开始了。”10日晚，潘岳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你看，我们不是已经把六盘水‘拿下’了吗？”

　　但潘岳高兴的时候并不多。

　　平均两天一次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仅让国家环保总局疲于应付，也让潘岳疲惫不堪。“再出现像松花江这样的重大污染事情，如果处理不及时，应对的措施不到位，我也将辞职。”潘岳说。

　　区域限批，针对地方政府“不作为”

　　继2005年、2006年两次环保风暴之后，本月10日，环保总局发动了第三次环保风暴，通报了投资1123亿元的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并首次使用“区域限批”的办法，对唐山市、吕梁市、莱芜市、六盘水市等4个城市及国电集团等4家电力企业处以“区域限批”的制裁，以遏制高污染产业盲目扩张。

　　消息传出后，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到82个项目和区域限批的问题上，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新闻点：2006年，国务院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这是官方首次证实：2006年的环保业绩，依然不及格。

　　这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单位GDP降低20%的目标必须在余下的4年内完成，每年要降低5.4%，但这几乎难以实现。

　　“这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固定资产投资仍然过高、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潘岳称，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对加强环保“口惠而实不至”，虽然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但并没有切实履行污染削减承诺；虽然建了治污设施，但并不正常运行。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原因，表面看似责任在企业，实则其根源在当地政府。地方保护主义浓厚，‘政府不作为’是导致污染事件的根本原因，有关政府和部门负责人应负重要责任。”潘岳说。

　　恰恰是针对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潘岳想到了类似于“连坐”的这一古代传统的惩罚办法：区域限批。“停止审批违规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潘岳表示，这些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要想解除限批，就必须对环保问题进行彻底整改，否则一律免谈。

　　光靠环保部门出招还不够

　　不过，潘岳也承认，环保风暴的“风力”再大，如果刮不到地面上，对违规者的处罚做不到稳、准、狠，那也只能是让人稍感凉意的一阵风。风过之后，一切如常。

　　事实上，2005年的首次环保风暴，环保总局公开点名批评30个违规开工项目。这一事件在开始时获得了广泛赞誉，但其后质疑也不断，很多人认为风暴对这些项目的运作实质上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这两年，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远高于对环境保护的动力。各地争相上马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积极性”有增无减。记者从环保总局了解到，2006年，建设单位共报批项目820个，总投资额32574亿元。环保总局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56个项目不予受理，投资额达2183亿元。对163件作出不予批准或缓批的决定，投资额达7746亿元。

　　这些建设项目绝大部分属于电力、化工、焦化、造纸等行业，投资规模巨大。如果这些项目全部破闸而出，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起到拉动作用，但是对环境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对环境脆弱的地区来讲，有些项目很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环保风暴无法让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部门感到“疼”，他们就会依然我行我素，更不会理环保这个茬。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目前全国大部分省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只有70%左右，地市级只有40%左右，部分地区县以下企业和乡镇企业仅为20%左右。在去年1~4月9097个新开工项目中，有1074个项目未办理任何环评审批手续就开工建设。

　　“我说过，环保部门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产生的利益格局作斗争。”不过，潘岳相信，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转化和统一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潘岳也承认，环境保护的措施要落到实处，光靠环保部门出招还不够，没有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配合，没有地方政府理解和协同，环保总局空有凌云壮志，也只能壮志难酬。

　　直面环境污染

　　“潘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敢于直面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总局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在与潘岳的几次接触中，记者发现，潘岳似乎总在让人们学会，如何从更高的视角看待环境污染问题。“眼下，拉动GDP的基本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以造纸企业、化工建材、冶金等行业为主。”潘岳对记者说。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使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中绝大多数的污水管道不配套，污水处理厂绝大部分形同虚设，600多个城市中，只有270多个城市有污水处理厂，但其中有60%以上没有使用。城市垃圾大部分采用简单填埋，小城镇和农村垃圾基本上是露天堆放。”潘岳称：“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农药、化肥、生活污水大量存在，已经有1.5亿亩耕地被污染，农村的环保设施基本上为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都不具备，其他的目标又何从谈起？”潘岳反问道。

　　更让他感到难堪的是，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后，国家环保总局迅速展开了化工行业的污染调查，结果却发现：2万多家石化企业基本在江河边和人口稠密的饮用水源地。更为严重的是，45%的化工企业存在严重环境风险隐患。

　　2006年是中国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环境污染不仅危害群众健康和

　　“坦率地说，我感觉一次比一次更吃力。因为，事情一开始总是最好做的，空间大。但越往后，你离底线就越近，每前进一步的代价就越大。”潘岳称，但这件事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官员要负的历史责任

　　社会安定，更严重影响国际形象和对外贸易。”潘岳说，我国水污染物化学耗氧量、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国际环境履约的压力大。近年来，发达国家提高环境标准，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仅欧盟在机电和家具领域提出的环保新要求，就使我国每年损失130多亿美元贸易额。

　　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自己？潘岳认为，“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不能拼消耗。

　　用好“环评”这把剑

　　潘岳曾自称“最年轻的老部长”。他先后任职于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几乎在每一个部门都曾留下若干传奇经历。

　　今年47岁的潘岳给手下的印象是干事麻利、咄咄逼人。而最让手下称道的，是他做事的魄力。2004年9月，获悉株化集团向湘江排放高浓度酸性废水后，潘岳亲自带领“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督查组到现场突击检查，并对其严肃查处。

　　山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的保德县、河曲县、府谷县和准格尔旗所在区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污染“黑三角”，分布着大量规模偏小、生产方式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焦炭、电石、水泥和电力企业，区域大气和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同年12月24日至26日，潘岳又带队赴“黑三角”进行明察暗访，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围剿污染企业的攻坚战。

　　2005年，刚刚接管环评工作没几天的潘岳发现，“环境影响评价”是环保总局没能用好的“尚方宝剑”。三次环保风暴，潘岳靠的正是这把剑。

　　潘岳设想，有了规划环评这项法律制度，就可以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之中，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环保部门可以按照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和容量要求，对区域、流域、海域的重大开发活动、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建议，以保证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

　　不过，尽管环保审批严格，但由于跟踪监管能力不到位，导致许多项目正式投产后都未兑现当初的环保承诺，在当地政府庇护下使环保“三同时”（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以及综合利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制度流于形式。如河北省唐山发电厂落实关停5×50MW小机组问题，部分违法项目毫不理睬环保总局责令停止建设和限期改正的要求，继续建设和运行。

　　“此次执法行动直接查处的金额表面上看，似乎比前两次略小一些，但是因为区域限批而可能停止和延缓的项目金额也许会达十倍以上。所以，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力度上，此次环保执法都要超过前两次。”潘岳承认，第三次环保风暴的难度更大，而他本人所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但不能有丝毫的退缩。

　　因为，大量违规建设项目上马和被叫停，表面上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更深的层次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

　　“坦率地说，我感觉一次比一次更吃力。因为，事情一开始总是最好做的，空间大呀。但越往后，你离底线就越近，每前进一步的代价就越大。”潘岳称，但这件事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官员要负的历史责任，“作为一个从政多年的老官员，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一直走下去。”

　　潘岳早年当过兵，做过记者，投身政界，却经常赋诗作词，外界评价潘岳是“兼有学者、文人和理论家气质的‘异类官员’”。

　　“写诗如同做人。”潘岳说，要有个灵魂，而为了弘扬她，更应当具备一股子坚忍不拔、无私无畏的勇气与意志。

　　潘岳

　　● 1960年4月出生，

　　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

　　● 1988年12月至1989年，

　　任中国技术监督报社副总编辑；

　　● 1989年12月至1993年2月，

　　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 1998年3月~2000年1月，

　　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 2000年1月~2003年3月，

　　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 2003年3月起,

　　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

　　相关链接

　　环境文化：人类的新文化运动

　　潘岳

　　什么是环境文化？凡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即是环境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

　　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上。否定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探索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是环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环境文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要使人类的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循环经济追求的是自然资源高收益率，其主体是抽象的全社会公众。

　　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自觉地选择循环经济的产品，才能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实现可持续消费。可以说，环境文化是绿色消费的根源，而广大消费者又在绿色消费中发展了环境文化

    无视四部委叫停令继续开工，六盘水招商高能耗产业是建电厂主因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贵州六盘水市两家电厂因违规上马，去年7月被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四部委责令停止建设。 然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这两个电厂项目并没有停步，不断建设已对当地造成很大污染。这两家电厂分别叫发耳电厂和野马寨电厂。

　　两无证电厂被叫停仍生产

　　在距离六盘水市80公里的水城县发耳乡，记者找到了被四部委责令停止建设的发耳电厂，记者看到，工地上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紧张地施工。

　　去年5月，四部委联合调查时发现，发耳电厂擅自开工建设，是一个无证上马的黑项目。2005年7月，经专家论证评议，该项目被责令立即停止建设。被叫停的违规电厂，还有一家野马寨电厂，这两家电厂都是贵州省金元电力公司开发建设的。

　　四部委的调查组检查发现，野马寨电厂除了没有取得土地、取水、环保、水土保持四方面的手续外，还存在没有降污染的脱硫除尘设施，随后，四部委下达叫停令。

　　叫停令下达后，野马寨电厂在短时间内迅速建成投产。

　　相关部门表示没有决策权

　　六盘水市发改委工业科科长沙全云表示，决策权不在他们这里。六盘水市环保局新建项目科科长闵建中说，这方面停不停，不是他们说了算。

　　按照规定，对于违规建设的电厂，供电部门不得提供入网服务，可是，早在去年7月，野马寨电厂就加入了当地供电局的电网。贵州省六盘水市供电局副局长刘宁说：“是发改委批准，才让它入网的。”

　　当地大力招商用电量巨大

　　刘宁表示，电厂不能停，是因为最近5年来当地用电量大幅度上升，电力缺口巨大。刘宁表示，有一些高能耗的产业，这方面用电量比较多。

　　在六盘水市招商引资局记者看到了一份名单，是2005年六盘水市引进的200多家企业，其中有157家是焦化厂、洗煤厂这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煤化工企业。

　　贵州省六盘水市招商局项目科负责人说：“你像东部沿海那些污染企业都在往中西部走，那边待不下去了来这里了。”贵州省金元电力公司驻六盘水市电厂负责人王军告诉记者，市发改委、环保、国土、水利等相关部门，亲自出面帮助他们协调土地征用、地表取水、银行贷款等工作，在四部委的叫停令下达以后，六盘水市有关部门仍然没有出面叫停这两家电厂。

　　■影响

　　高能耗产业带来生态灾难

　　六盘水饮水源头已成黑河，长江、珠江源头被污染

　　本报讯六盘水的两家违规电厂停不下来，原来是当地有很多高能耗的企业还在等着用电，而这些企业仅去年一年，就为六盘水市带来30亿元的财政收入。在当地老百姓眼里，那些高能耗企业，给六盘水带来的是严重的生态危害。

　　六盘水市汪家寨乡一村民说，在他们村子周围分布着几十家锌厂、洗煤厂、焦化厂。

　　村民称，这些企业来了以后，村里的菜地也遭殃了。

　　记者了解到，六盘水市是贵州省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境内的三岔河等河流不仅是当地主要的饮水来源，还是珠江、长江在贵州省内的源头，可是随着众多企业的进入，清澈的河水

    中新社记者 赵胜玉

中新社记者 赵胜玉